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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合同法買賣風險負擔規定的完善
發布時間:2019-06-10

  摘要:中國合同法受到《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的影響, 并無風險負擔規則。學理上或立法論上如欲建立風險負擔之一般規則, 因合同法通則違約責任并不采過錯責任, 概念上若仍以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為特征, 易讓人有時空錯亂的感覺。

  關鍵詞:不可抗力; 給付風險; 目標物風險; 風險負擔; 歸責事由;

  一、引言

  依臺灣地區“民法”傳統見解, 債務不履行有給付不能、給付遲延、不完全給付三個態樣, 且無論是損害賠償或法定契約解除, 均以可歸責于債務人為要件[1-3], 權利瑕疵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因不以可歸責為要件, 故為獨立于債務不履行體系的法定責任 (1) .反之, 因不可歸責于債務人之事由, 致未為給付者, 債務人不負遲延責任 (第230條) ;致給付不能者, 債務人免給付義務 (第225條1項) .在雙務契約, 因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之事由, 致給付不能者, 一般認為發生危險負擔的問題[4].

合同法

  “不履行債務”雖然也出現在198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及199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 但在199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以下簡稱《合同法》) 也并非全然陌生 (第65條) , 然而, 無論是合同法第107條違約責任承擔, 或第110條但書因履行不能免原定給付義務, 抑或第117條不可抗力免責事由, 甚至是第142條到149條買賣目標物毀損滅失風險承擔等規定, 均未提到可歸責或不可歸責。縱然如此, 學者多認為《合同法》有風險負擔規則, 也如臺灣地區學者所認為的風險負擔, “指因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事由 (或曰原因) 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時的不利益由哪一方當事人負擔或由雙方當事人合理分擔的制度”[5]57[6]88[7]51.在一個不以歸責事由為違約責任承擔要件的法律體系中, 為何會如此理解風險負擔?違約責任乃至于《合同法》通則, 若未就歸責事由有一般性規定, 如何判斷是否可歸責于債務人?又如何判斷是否可歸責于債權人?如此理解的風險負擔規則如何與違約責任體系相調和?《合同法》在買賣合同第142條到第148條規定買賣目標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負擔, 通則則未設有一般規定, 風險負擔規則是否為買賣特有法則?若其他合同也有處理類似問題的法則, 則此等法則與買賣合同風險負擔規則是否可以形成所謂合同法風險負擔之一般原則?

  筆者對合同法所知極其有限, 以上疑點更是出于無知, 合同法的相關學者們早已胸有定論定見。臺灣地區在一年多前正式啟動類似德國債法現代化的工作, 才在不久前, 暫時脫離難分難舍的消滅時效領域, 進入債務不履行與瑕疵擔保的修正議題。臺灣地區“民法”債編修正似乎也想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若《合同法》通則符合合同法現代化指標[8], 臺灣地區將來“修法”, 若在違約責任承擔上采取與《合同法》第107條相同的嚴格責任, 不再以可歸責作為債務不履行責任承擔的要件, 則上述疑點也可能出現。

  二、買賣風險負擔

  即使在有風險負擔一般規定的法律體系, 風險負擔規則主要適用對象為買賣合同, 更精確地說, 在處理買賣目標毀損滅失而履行不能不利益承擔的問題。

  (一) 目標物毀損滅失之風險

  《合同法》在第142條到第149條就買賣合同目標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負擔設有詳盡的規定, 《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公約》第4章第66條以下的規定, 或許是主要參考對象。此等規定是否為買賣風險負擔完整的規定, 或者, 相反地, 有其他應由風險負擔規則解決的漏網之魚, 而有待建立買賣風險負擔一般規則, 彌補缺漏, 不無探討余地。因CISG乃規范商品買賣, 乃以種類之物為設想的規范對象, 因此, 遺珠之憾的, 極有可能是特定物, 尤其是不動產買賣的情形。他方面, 因不動產發生毀損滅失的情形終究少見, 可能有待所謂風險負擔一般規則處理的案例, 也許是買賣中古車或藝術品等特定動產買賣。

  傳統學說多將買賣風險負擔籠統地理解為目標物毀損滅失而生之不利益, 但此說法不夠精確, 模糊問題所在。買賣目標物毀損滅失的不利益, 涉及三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1. 目標物風險

  目標物毀損滅失本身的風險, 涉及損害轉嫁的問題, 若無損害轉嫁的原因, 法益所有人需承擔此不利益。此基本上為侵權責任或是否有風險轉嫁的合同 (如保險合同) 的問題。

  2. 給付風險

  目標物毀損滅失, 出賣人是否免除交付目標物及移轉所有權義務。在德國, 無論給付不能是否可歸責于出賣人, 依《德國民法》第275條規定, 出賣人免給付義務。依《合同法》第110條規定, 在但書所述的三個情形中, 債權人不得請求履行, 同樣不以可歸責于債務人為要件。《德國民法》第275條, 抑或《合同法》第110條的規定, 似乎少有人主張屬于風險負擔規則。

  3. 價金風險

  買受人若因出賣人履行交付及所有權義務有《合同法》第110條但書情形, 而不能請求履行, 則是否須支付價金。此點, 《合同法》通則并無如《德國民法》第326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 應如何處理?目標物交付前, 是否依《合同法》第142條反面解釋, 目標物毀損滅失的風險,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外, 由出賣人承擔, 而不得請求支付價金抑或如學說對風險負擔所作的限制, 仍須以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為要件, 才由出賣人承擔價金風險?個人認為此為《合同法》風險負擔問題關鍵之所在。

  風險負擔所謂的風險, 廣義而言, 固然可包括以上三者, 狹義而論, 則專指價金風險。

  (二) 不構成違約

  臺灣地區學者向來認為“民法”關于債務不履行責任 (特別是契約責任) (2) , 無不以可歸責于債務人為共通要件[1-3], 據此, 買賣目標物因不可歸責于雙方之事由而毀損滅失, 出賣人并不負債務不履行責任, 若將歸責事由包括在債務不履行的概念中, 買賣風險負擔并非 (狹義) 債務不履行問題, 至少不屬于債務不履行責任范疇, 風險負擔因而成為獨立于債務不履行責任的風險分配法則。

  《合同法》通則違約責任與臺灣地區“民法”債務不履行歸責原則, 在規定形式有差異的情形下, 違約責任與危險負擔是否仍涇渭分明, 各有所司, “目標物違約之際的毀損滅失訴諸違約責任制度, 非違約之際的毀損滅失則訴諸風險負擔制度”[7]52, 并非無討論空間。抑有進者, 《合同法》第107條為違約責任基本規范, 依該規定, 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 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買賣目標物毀損滅失因而無法在約定期限交付買受人, 在所謂“不可歸責于雙方”的情形下, 依《合同法》的規定, 是否也不構成違約, 出賣人并不承擔違約責任, 此風險承擔因合同通則違約責任并無規定, 從而有必要透過風險負擔規則來解決 (3) , 更是疑竇叢生。

  上述問題的回答, 系于如何理解該條所謂“合同義務不履行”.關此, 或許有兩種詮釋方法:第一, 如臺灣地區傳統觀點認為合同義務不履行仍須以可歸責于違約方為前提, 因此, 如自然災害造成目標物毀損滅失, 損害非因違約, 而是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雙方的原因而造成的[6]88;第二種說法則認為合同義務不履行, 意義應與《德國民法》第280條1項義務違反相同, 并無任何道德非難之意味, 而僅指債務人客觀的落后于債之關系之義務計劃, 而不問原因如何, 更不論是否有可責性, 如出賣人并未于約定期限交付中古車于買受人, 即使車因不可抗力而滅失, 亦為義務違反 (4) .后者的詮釋方式應該較符合《合同法》違約責任的構造。從而, 出賣人無法在清償期使買受人取得符合質量要求的買賣目標物即構成違約, 然是否須承擔所有法律所定的違約責任, 仍取決于合同約定及法律規定, 固不待言。如買賣雙方約定縱有不可抗力, 出賣人仍然負有獲取種類質量相同的目標物, 甚至應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并無不可。

  (三) 買賣目標物交付前風險負擔

  買賣目標物交付于買受人后發生毀損滅失, 風險由買受人負擔, 為《德國民法》第446條、臺灣地區“民法”第373條、《合同法》第142條等法律所采, 日本將于2020年施行的民法第567條第1項也規定:“目標物交付后, 目標物因不可歸責于雙方之事由而毀損滅失時, 買受人不得以滅失毀損為理由, 請求補正、減價、損賠或解約。買受人不得拒絕支付價金。”

  依2002年《德國債法現代化法》前第323條第1項的舊規定, 目標物毀損滅失不可歸責于買賣雙方致出賣人履行不能, 買受人也免價金支付義務, 交付前原則上由出賣人承擔風險。此原則有兩個例外, 第一個規定在給付障礙法一般規定中, 依修正前的舊第324條第2項 (參照現行法第326條第2項情形二) , 不可歸責于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發生在受領遲延中, 債權人仍須為對待給付。第二個規定在買賣合同第447條之Versendungskauf, 危險自交付運送時即移轉。除受領遲延風險負擔規定外, 上述德國立法例被1929年所謂的“民法”忠實繼受 (第266條第1項、第267條1項及第374條) .臺灣地區“現行法”雖無受領遲延風險負擔的特別規定, 但通說均認為受領遲延中不可歸責于債務人所致的給付不能為可歸責于債權人 (5) .日本修正后的《民法》第567條第2項也增訂受領遲延風險負擔規定:“出賣人以適合契約內容之目標物為履行之提出, 買受人不能受領或拒絕受領, 自履行提出時起因不可歸責于雙方之事由而滅失毀損時, 同前項。”

  《合同法》關于履行不能免原定給付義務及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均設有一般性規定 (第110條、第117條) , 功能上接近《德國民法》給付危險的規定, 通則所欠的是對待給付危險的部分。履行不能的風險若以不可歸責于雙方為要件, 則《合同法》通則欠缺的是如何判斷是否可歸責于債權人的法則。上述德國、日本及臺灣地區“民法”在給付障礙法就風險負擔的一般規定, 《合同法》通則雖付之闕如, 但分則買賣合同卻有詳盡的規定, 此即第143條、第144條、第145條、第146條等不以交付為風險移轉的特別規定。《合同法》分則買賣合同第143條及第146條所規定的情形, 買受人無不違反合同義務, 從《德國民法》角度, 堪稱可歸責于買受人, 此等師法CISG危險移轉法則的規定, 是否足以涵蓋所有德國、日本等有風險負擔一般規定國家欲透過風險負擔規則處理的情形, 個人認為應檢討實務上對該二條規定在具體案例的展開。若有漏網之魚, 則《民法典合同編》草案是否有必要增訂一般規定, 并非全無討論價值。

  三、風險負擔與歸責事由

  在以歸責事由為債務不履行責任構成要件 (如臺灣地區或日本民法傳統見解) 或義務違反損害賠償責任要件 (如德國) 的法律體系, 以不可歸責于債務人或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作為風險負擔規則適用的前提, 乃邏輯所必然, 是否為不可歸責, 有債務不履行一般規定可稽。《合同法》若也應有風險負擔一般法則, 風險負擔規則且應如通說所理解以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為要件, 則應如何決定目標物毀損滅失是否不可歸責于雙方?

  (一) 雙方均無過錯

  如甲出賣給乙一個唐三彩駿馬, 馬在交付時被丙射來的子彈擊中而毀壞, 導致合同不能履行, 崔建遠教授就上述案例認為:“《合同法》采取無過錯責任原則, 買賣等合同因第三人的原因致使不能履行時, 很可能不適用風險負擔規則, 而是由債務人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 只不過債務人事后可以向該第三人追償 (第121條) .甲出賣給乙一個唐三彩駿馬, 馬在交付時被丙射來的子彈擊中而毀壞, 導致合同不能履行。這雖然是不可歸責于當事人雙方的不利益, 但按照《合同法》第121條的規定, 仍然由甲向乙承擔違約責任, 而非依風險負擔規則由甲免負交付義務、乙免負價款支付義務。”[5]57其所理解的不可歸責, 似乎指甲乙雙方均無過錯。歸責事由等同于過錯, 乃日本民法之傳統見解。

  (二) 不可抗力

  王利明教授認為所謂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之事由, 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因不可抗力導致目標物的毀損、滅失。例如, 因地震導致房屋倒塌, 因洪水導致建筑物或農作物毀損、滅失等。二是意外事故。所謂意外事故, 就是指當事人可以預見但難以避免或克服的現象。意外事故也可能引起目標物的毀損、滅失。例如, 意外的大火導致建筑材料被燒毀, 因為冰雹導致農作物被損壞等[6]89-90.

  所謂不可歸責于雙方之事由若即為不可抗力所致的目標物毀損滅失, 則因出賣人因履行不能而免交付目標物義務 (《合同法》第110條) , 又因具備不可抗力之免責事由, 出賣人免賠償責任 (第117條) , 買受人是否仍須支付價金, 乃《合同法》買賣風險負擔規定之適用問題。以不能履行之一方當事人是否有不可抗力之免責事由決定是否有風險負擔法則之適用, 能與《合同法》通則違約責任歸責原則取得調和, 較以過錯理解是否可歸責為佳。《合同法》若在解釋論上認為有風險負擔一般法則的存在, 或在立法論上認為將來民法典有建立一般原則的必要, 同時繼續維持嚴格責任的立場, 不如直接表明買賣風險負擔法則在規范目標物因不可抗力而毀損滅失的情形, 以可否歸責合同雙方, 決定風險負擔法則的適用范圍, 更易引起誤解。

  (三) 不可歸責于買受人

  臺灣地區“民法”第267條第1項模仿1900年施行的《德國民法》第324條第1項第1句, 規定當事人之一方因可歸責于他方之事由致不能給付者, 得請求對待給付, 學說對如何理解可歸責于債權人, 看法未盡相同, 無論如何, 此非單純過錯的問題[9].

  縱將買賣風險負擔定義為因不可歸責于買賣雙方之事由致目標物毀損滅失的不利益, 所謂不可歸責于出賣人理解為系因不可抗力之免責事由致目標物毀損滅失, 但買受人并非交付義務的債務人, 無法從債務履行的觀點判斷是否可歸責于買受人, 《合同法》更無蛛絲馬跡可循。目標物因買受人須負侵權責任的事由而毀損滅失, 應該是可歸責于買受人的無爭議情形, 但倘認為可歸責于買受人以此情形為限, 除非對《合同法》第143條:“因買受人的原因致使目標物不能按照約定的期限交付的, 買受人應當自違反約定之日起承擔目標物毀損、滅失的風險。”所謂因買受人的原因理解為買受人的過錯 (6) , 否則, 如此解釋顯然抵觸該條宣示的風險負擔基準。

  《合同法》通則違約責任既然采嚴格責任, 不采過錯原則, 則在風險分配的基準上, 也不應以過錯為限。若違約責任的承擔強調的是違約構成本身及造成違約結果的因果關系, 則在危險負擔相應于債權人的, 應該是買受人方面情事對違約的原因力。德國2002年債法現代化即將可歸責于債權人修正為債權人若對債務人依275條免給付義務之事由完全或顯較債務人更應負責時, 仍應為對待給付 (第326條2項1情形1) .“債權人應負責”并非單純因果關系, 而應取決于契約之危險分配, 所謂weitüberwiegend verantwortlich應與債務人負責之程度相衡量, 即債權人責任程度將使其達到在過失相抵責任免除之程度 (7) .《合同法》第143條更將此風險分配的基準, 表露無遺。

  若所謂可歸責于債權人, 并非單純債權不履行合同義務或對己義務而有過錯的主觀非難問題 (8) , 更涉及合同風險承擔, 應斟酌使債務人免原定給付義務之事由是否屬于債權人的風險領域 (Risikospre) (9) , 換言之, 是否可歸責于債權人之判斷也屬于合同風險分配的問題, 則是否可歸責于債權人也應該屬于風險負擔規則所應處理的問題。《合同法》第143條若可理解為可歸責于買受人, 則立法者似亦有意將可歸責于買受人之情形納入買賣風險負擔規則范圍內 (10) .在日本, 風險負擔指因不可歸責于債務人之事由所致的履行不能[10], 也許基于此等考慮。德國傳統見解將風險負擔的風險定義為不可歸責于雙方的事由所致的給付不能, 他方是否仍須支付對價的問題 (11) .雖然給付不能若可歸責于債權人, 債權人對給付不能應負責任, 已經不涉及風險分配, 但是, 可否歸責于債權人之判斷本身已經涉及風險分配。易言之, 可歸責于債權人的情形是否屬于風險負擔, 取決于風險負擔概念, 但判斷可否歸責于債權人, 應該屬于風險分擔法理的運用。

  四、風險負擔規定之完善

  甫出臺的《民法典合同編》與現行《合同法》差異并不如想象的大, 在風險負擔方面, 著墨不多。如何建構完善的風險負擔規則, 遠遠超過個人的能力, 以下為個人的觀察, 僅供參考。

  (一) 其他合同之風險負擔

  關于風險負擔, 《合同法》關于買賣目標物毀損滅失風險負擔規定, 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獨占鰲頭, 事實上, 仍有許多待解問題[11].買賣合同之外, 分則是否尚有屬于風險負擔規則的規定, 如《合同法》第231條:“因不可歸責于承租人的事由, 致使租賃物部分或者全部毀損、滅失的, 承租人可以要求減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賃物部分或者全部毀損、滅失, 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 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5]59固然見仁見智, 但租賃物毀損滅失, 租金給付義務并非當然消滅, 在不可歸責于承租人的情形, 承租人僅取得租金減少請求權 (可以要求減少租金) 或拒絕履行的抗辯權 (可以不支付租金) , 與風險負擔規則的當然消滅效果, 大異其趣。租金乃按租賃期限長短計算的法定孳息, 若非基于承租人的原因而無法使用收益租賃物, 基于租賃合同的本質, 承租人無付租金的義務, 并無待風險負擔規則之運用。

  風險負擔法則適用之對象為履行不能, 實際上主要處理的案例為目標物毀損滅失對待給付不利益的分配, 買賣固然最為重要, 承攬工作物在定作人受領前毀損滅失, 定作人無法于約定期限完成承攬的工作時, 也有承攬人得否請求報酬的問題。關于承攬危險負擔, 《德國民法》第644條及645條就危險移轉時點有特別規定, 但第326條一般規定, 亦有其適用, 換言之, 承攬人若依民法第275條規定免完成工作義務, 定作人也免給付報酬義務, 但若定作人責任較重時, 或定作人依第285條請求代償利益時, 仍應給付報酬。《德國民法》除買賣合同第446條、第447條及承攬上開規定外, 第615條雇傭合同雇用人受領遲延或承擔經營風險 (das Risiko des Arbeitsausfalls) 的規定, 也屬于風險負擔的特別規定 (12) .

  《合同法》承攬合同或工程建設合同均無類似規定, 民法典草案也杳無蹤影, 此應與合同通則并無風險負擔一般規定的立場有關。至于是否在這次民法典中加入類似德國承攬危險移轉的特別規定, 取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慮。一旦決定維持現狀, 不予增訂, 則回歸一般規定, 乃不得不然者也。

  (二) 風險負擔一般規定

  不同于臺灣地區“民法”或《德國民法》, 《合同法》通則并無風險負擔的一般規定, 合理的推論也許是風險負擔乃個別合同的問題, 風險負擔一般原則并不存在。或許因通則并無風險負擔一般規定, 《合同法》通則或債法總論教科書對風險負擔一般原則少有詳細論述者。以《合同法》并無風險負擔一般原則為出發點, 而適用分則中現成的明文規定, 解釋論上, 也許最為單純, 上述學說對風險負擔的定義及闡釋, 只好視作與法律適用無關。反之, 若認為《合同法》也有風險負擔一般原則, 而屬于《合同法》的內在體系, 則在《合同法》違約構造與德國、日本有相當大差異的狀況下, 如何在不盲目繼受德國、日本危險移轉概念與法則的前提下, 形成一個與中國現有合同法體系兼容并蓄的風險負擔原則, 應是《合同法》理論的重大挑戰。

  無論在解釋論或立法論上, 若認為在《合同法》通則有建立一套風險負擔規則的必要, 首要解決的問題是風險負擔與合同解除的關系, 易言之, 若法定合同解除原因, 并不以可歸責于債務人為必要, 而取決于合同目的是否達成或重大違約, 則目標物毀損滅失而致履行不能, 合同目的當無法達成, 解除合同即可免除自己對待給付債務, 的確無待仰賴風險負擔規則規定而使自己免于對待給付義務[12].日本在債權法改正的議論過程中, 也有危險負擔規則廢止論之提出, 該說認為一旦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及契約解除不以可歸責于債務人為要件時, 以可歸責作為危險分擔要件之規定, 至少須加以修正。出賣人給付不能免給付義務, 縱無危險負擔規定存在, 買受人亦能透過解除契約使自己對待給付義務免除, 結果反而與債務人負擔主義相同, 故而, 有學者建議將前開關于危險負擔規定連根拔除[13].以解除契約解決給付不能之做法, 亦與CISG相同 (13) .然廢除風險負擔規定, 有時對債權人保護不周, 如債務人行蹤不明, 解除意思表示無法送達;解除權不可分而無法解除;解除權行使期間等[10]164.預計于2020年施行的第536條1項規定, 債權人拒絕履行對待給付, 債務人訴請履行對待給付, 債權人主張拒絕履行抗辯權時, 請求被駁回, 與同時履行抗辯權行使不同[10]165.

  五、結論

  《合同法》自始無風險負擔規則, 或許受到CISG的影響。學理上或立法論上如欲建立風險負擔之一般規則, 因《合同法》通則違約責任并不采過錯責任, 概念上若仍以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為特征, 易讓人有時空錯亂的感覺。風險負擔規則適用的前提是債務人因履行不能而免原定給付義務, 并無疑義。因雙務契約一方違約而不具備免責事由, 仍須負賠償責任, 他方請求替代原定給付的損害賠償或請求代償利益, 仍須為對待給付, 故當事人一方因履行不能免原定給付義務, 且不負賠償責任, 應該是風險負擔規則主要處理的對象。一般情形下, 風險應由履行不能之一方承擔 (債務人主義) , 例外情形中, 履行不能如果是在他方受領遲延中發生, 或他方對履行不能之原因力遠大于一方, 他方仍須為對待給付, 而負擔履行不能之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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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關于臺灣地區學說及實務見解, 參見:陳自強于2013年在臺北的新學林圖書公司出版的《不完全給付與物之瑕疵---契約法之現代化Ⅱ》, 第137頁。
  2 契約責任與債務不履行責任概念上雖有不同, 即所有之債之關系, 包括法定債之關系, 理論上亦可能發生債務不履行, 但實際上, 法定債之關系所衍生之相關法律問題殆無不集中在債之發生要件及其效果上, 即如是否構成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之效果如何等問題, 因給付不能、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而發生債務不履行, 理論上雖非無法想象, 終究不是法律問題之焦點。準此, 縱然將債務不履行責任與契約責任等同視之, 雖不中, 亦不遠矣。
  3 因不可抗力而導致的目標物的毀損、滅失的損失究竟應當由誰來承擔, 則是違約責任制度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必須要通過風險負擔規則來解決。參見:王利明于2012年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合同法研究第三卷》, 第90頁。
  4 K9tz, Vertragsrecht, 2009, Rn.1031.
  5 參見:孫森淼2014年在臺北自助印制的《民法債編總論 (下) 》, 第818頁。
  6 認為該條為目標物交付遲延是由買受人的過錯造成的情形。參見:胡康生主編的2013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出版, 第250頁。
  7 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1.Aufl., 2006, §22, Rn.37-40.
  8 Musielak, Grundkurs BGB, 10.Aufl., 2007, Rn.513-514主張該條修正與舊法324條之“可歸責”用語雖有不同, 但僅為用語之修正而非內容之修正, 更非意在規范可歸責于雙方之情形。從而, 何時為債權人應負責, 應適用與判斷何時債務人應負責相同之原則 (276、278條) , 即債權人僅于違反契約義務或對己義務而可責Schuldhaft時負其責。
  9 K9tz, Risikoverteilung im Vertragsrecht, JuS 2018, S.2.
  10 風險負擔中所謂的不能須為因不可歸責于債務人的事由所致。參見:韓世遠于2010年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合同法學》, 第396頁。
  11 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II,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2010, Rn.48, 稱此事由為Zufall (事變) .
  12 MüKo BGB/Ernst, 7.Aufl.2016, BGB§326 Rn.5.
  13 Schlechtriem, Internationales UN-Kaufrecht, 2.Aufl., Mohr 2002, Rn.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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